我没有像作者那样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，我不敢担保他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，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正确。

　　但我认为，他的文章整体脉络是清晰的，主题思想是好的，如洪钟大吕，振聋发聩，给我们以警示、给我们以启迪。

　　448团被俘218人，招来无数国人的斥骂，可448团没有归国的332位烈士却少有人问津，好像只要他们没有被俘就行了。

　　在1979年对越作战的整个战场上，无论是主攻部队还是战地医院,所有参战军人包括支前民工，都面临着随时会倒下的生死未知。

　　，怀抱电台,望着祖国，拉响了手榴弹；多少惨烈的牺牲,多少不甘的目光,多少不屈的生命……他们的牺牲，可与我军历代英烈楷模比肩生辉,他们的事迹足以青史留名。

　　对越作战的烈士安葬地主要由部队建设,地方协助,战争结束后,部队将烈士名册及墓地移交地方,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烈士纪念设施的行政管理系统。

　　由于异国作战,战场情况复杂,一些无法运回的烈士遗体，有的就地掩埋，撤军时挖出集中火化，再分别装入写着烈士名字的骨灰袋中。战斗中下落不明或找不到尸体的人员，只能暂记为失踪人员。

　　3月12日午后15时, 448团最后一辆汽车，载着伤员和烈士从公路驰离，在此后的回撤征战中,再无一位烈士回到祖国，因葬身敌国，无法查找,他们被记入失踪人员名单。

　　”根据通知规定，448团失踪军人的亲属，均得到了国家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书。

　　从突围回国的战友和被俘归国的战友中，尽管可证实绝大部分失踪人员已牺牲的事实，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，部队没有将失踪（烈士）名单抄报烈士陵园的地方主管部门。而陵园主管部门，只能根据部队移交的烈士名单和墓葬进行维护、建没及管理，并没有查找烈士的职能要求。

　　战后不久,我军开始改革整编，448团归属的50军取消了建制,332名烈士的情况从此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。

　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，那场为改革开放典基的战争却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那些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军人，也在时光的消磨中渐渐模糊。

　　1979年对越作战他作为支前民兵，为不断从前线送来的烈士遗体清洗手脸、整理着装。他的任务，在当时叫做“洗尸”。

　　40年前的 3月天，骆有德老人在清洗整理烈士时，无意间看到一名烈士怎么看着像自己的大儿子，因为从战场上下来都是军装破烂，灰头土脸，看不太清楚，于是赶快拿水来清洗脸，在军装的口袋里面找到上战场之前写好的字条，才确定是自己的大儿子。

　　这以后，很多人都以为，骆有德会因为大儿子的牺牲悲痛欲绝，从此远离这块被恐怖笼罩、被阴气充斥的地方。

　　刘斌司令员家。原云南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同志，满门忠烈，全家六口人，五个走上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，

　　在1979年3月448团回撤战斗中牺牲。耿副参媒长是进藏18军52师154团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，大儿子耿军出生在西藏平叛时期,快临盆时才送上救护车，结果孩子就生在行进的车上,妈妈给儿子起的小名叫“征途”；二儿子出生在康巴高原的拂晓时分，妈妈叫他“晓康”。

　　他们的母亲在姐姐的陪护下，到驻地看望从广西前线归营的部队,战友们一拨拨的，到团招待所抹着眼泪看望母女俩,部队出征前一头黑发的母亲，此时已是发如白雪。

　　部队将兄弟俩留给家里的物品交给母亲，那是一卷草席和一张纸条夾（夹）着的兄弟二人两月的津贴。条上写着 ：

　　耿副参谋长转业后全家调到成都，为了儿子们用生命维护的信念，心力交瘁的母亲仍坚持工作，可随着战争的远去，

　　母亲去世时年仅57岁,灵堂设在家中，偌大的住宅区没人来吊唁告别，只有一位老师悄悄将50元钱塞到母亲女儿的手中：“你妈妈是好人，请代我给她烧些纸”。

　　烈士，因为家里负担重，本应在1978年春退伍,可他是连里的军事骨干，连里要求石庆才班长再多留一年，他写信给未婚妻周用菊：

　　一年过去了，准备婚房的周用菊盼来的是石庆才烈士证书，遗物的钱包里只有一毛三分钱和未婚妻全部的三封来信。周用菊哭得昏死过去,醒来又哭,哭昏又醒,三天三夜，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让山村黯然神伤…… 石庆才牺牲后，周用菊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病弱多难的父母，不忍心离开石庆才牵挂的这个家。

　　她不顾人们的劝说，嫁给了烈士的弟弟，咬牙扛起了这个家。因儿子的牺牲，父亲悲病交集，没几年就离世了。周用菊送走了公公，又服侍双眼失明的婆婆二十年。

　　婆婆按旧俗让周用菊多生一个孩子，想给战死的大儿留个后,因为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没钱交罚款,乡里派了三十几个人来家里搬东西折罚款，可家里太穷，只能把圈里的猪牵走了，瞎婆婆让周用菊背着她到乡里讲理,最后猪抵了罚款还不够，周用菊又四处借钱凑齐了1400元,才将婆婆背回了家。

　　婆婆去逝后，病重的丈夫因没钱治疗也随后病故。周用菊带着孩子离开家乡，去了外地打工,多年后，战友们找到石庆才家时,已空无一人，只剩下挂满蛛网的破屋残垣，满目荒凉。

　　战友们想祭拜一下烈士的父母，但下葬的地方却没有坟冢、没有墓碑，只是一片乱石荒草，连一块下跪的地方都没有。

　　战友们相互联系，凑钱为石庆才父母买石刻碑，碑上刻着“石庆才，1979年对越作战牺牲，149师446团2连全体兄弟代庆才为父母立碑，以慰烈士和二老在天之灵”。

　　从去石庆才家乡到刻完石碑，天南海北的战友们用了四年时间，可立碑那天，只有烈士的亲属在场，战友们都没有去，大家怕去了后，会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　　因为周用菊只是石庆才的未婚妻，不是政策规定的烈属，无法享受烈属的扫墓交通食宿补贴。

　　2014年3月,战友们为她凑了路费一起来到屏边烈士陵园，这是石庆才牺牲35年后周用菊第一次来看他。

　　周用菊伏身在墓碑前多少辛酸说不出来，只是哭喊着“庆才啊……庆才啊……“ 身边那些战友，那些不畏浴血厮杀的汉子，无不泪流满面。

　　王发坤副连长。牺牲后扔下了26岁的妻子李金花和两个儿子,远在贵州山乡的妻子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,每天带着两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，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那边大步走来。娘儿仨眼巴巴望了1个多月，可只见大山无尽,不见人归。

　　三个月后，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。那是王发坤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。李金花说不知为啥这么晚才有通知，她取到包裹时，红糖已化了不少，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，就像血染的一般，李金花一路哭喊着丈夫的名字，把糖背回家。一点也舍不得吃。

　　家乡土地贫瘠，李金花没日没夜地干活，才三十多岁就白了头，她带大了两个孩子，为王发坤的老母亲送了终。王发坤牺牲后，李金花领到了500元的烈士抚恤金，加上部队慰问的300元钱，先还了 800元的债，还剩1200元欠债，她还了11年。

　　2007年，因那时还没有烈属扫墓的旅费补助,李金花向信用社贷款2000元，带着长大的儿子来到屏边烈士陵园。和丈夫分别28年后，一家人终于‘团圆’了。儿子说：“

　　团长牺牲后，其家属无法生活，部队曾多次求助地方设法安排就业，地方政府说国家没有这项政策规定，拒不接受。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在团加工厂当临时工，每月二三十元收入，带着3个孩子，勉强糊口度日。许多来队烈属虽然万分悲痛，但通情达理，体谅国家与军队的困难，不多添一点麻烦，哭着来，哭着去，一切痛苦都压在心里。

　　带领战士，在公路上三进三出，与敌短兵相接，毙杀数敌,掩护师首长撤离，近战搏斗时将敌人扔到战友群中的手榴弹猛扑在身下壮烈牺牲，被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　　战后半年，他妻子带着4岁的孩子无法生活，从山东肥城老家来到部队。娘俩长途跋涉、风餐露宿，因为没有钱买车票，途中有三分之一的路是步行过来的，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部队。

　　战友们议论纷纷,非常心酸。师里考虑母子的特殊情况，想让她们落户在驻地桂林，因为李庆海生前不是营职干部，不到35周岁，又不够15年的军龄，驻地民政局顶着不办。部队领导也毫无办法。

　　后来一位记者到121师采访，干部、战士纷纷向他反映这个情况，记者调查后深受感动，写了“内参”上报中央。

　　民政部一位领导看到“内参”后星空体育app下载，打电话要求省、市民政部门“马上办理”，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

　　一等功臣马占福，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，奋不顾身，将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暗堡射击孔，用身体死死压住，与顽敌同归于尽。

　　部队派人把马占福的抚恤金和遗物送到家乡，因家乡遭灾，母亲外出讨生活了，两个干部几经周折，才在西宁市的大街上找到了马占福的母亲。

　　：“这么多年,没人来看过我们”，烈士的侄儿告诉战友，看到他叔牺牲后的情景，这个村再没人去当过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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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战后，烈士父母的抚恤金只发放农村户，城镇户口的烈士父母有工作的，原来规定根据实际生活水平有政策补贴，

　　那个年代工资低,孩子多,日子紧，再往后又遇企业改革的下岗大潮，仍然是老政策，对烈士父母的优抚一分钱都没有，生活窘迫可想而知。

　　陈松到李明忠烈士家看到，墙上贴满胶条的旧年历，是李明忠为国牺性换来的荣誉

　　烈士,家在大巴山革命老区的一个小镇上,笔者在烈士家的墙上，见一张数年前陈旧的塑片年历，用胶带贴了又贴，不解为什么不换一张新的?家人说是老父亲不让换,因为这是多年前镇里让人过年时给贴的。老人知道,这是政府给的, 是儿子为国牺性换来的荣誉。以后,政府再没派人来过。望着贴满胶条的旧年历,战友扶着已不能走路的老父亲，想说些安慰的话,可心酸得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
　　近些年来,随着国家的建设发展, 交通便利了,烈属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改进,特别是烈士陵园的建设更加完善,去南疆烈士陵园扫墓、祭奠、瞻仰的人们越来越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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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烈士的亲人看到环境优美、庄严肃穆的陵园，看到牺牲的亲人和那么多安葬在一起的兄弟相依为伴，看到前来祭奠的战友与各界人士对烈士真挚的情感，都备受感动和抚慰。

　　守护、管理龙州烈士陵园近四十年的龙州民政部门，对烈士和烈属有着深厚情感，他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、一年又一年前来寻找亲人的烈属、寻找战友的老兵，看着他、她们盼望而来，悲伤而去,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，让接待人员感同身受。

　　在烈属、老兵的强烈要求下,龙州民政局毅然扛起担子，整理核实了332位烈士的名单，在2016年向上级呈送了关于为332位烈士集中修建英名墙的请示报告。两年过去了, 报告事项一直无着落。

　　战后四十年来，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的荣誉建设，为已在南疆烈士陵园有墓位的本地烈士，再在家乡烈士陵园设衣冠冢或纪念堂，甚至对历史上在本地区牺牲的烈士也作碑刻名。

　　当然,这只是美好愿望,起码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无法操作的，除了繁复的外交、司法问题外，

　　自1996年韩国政府在位于首尔北部的京畿道坡州市，距离韩朝分界线平方米的中国军人墓地以来, 韩方投入35个师旅10万余名人力，在韩国京畿道的坡州、涟川等10余处三八线以南战场遗址，进行了阵亡者遗骸的寻找挖掘工作，对战争双方的遗骸进行了同样一丝不苟、精心细致的装验。

　　早在中韩建交前吗，韩国曾于1981至1989年间，通过朝鲜向中国归还过42具军人遗骸，并于1997年再次归还1具，朝鲜随后拒绝了韩国的再次要求。

　　十多年来,随着志愿军遗骸不断迁进坡州中国军人墓地, 韩方对墓地进行了更多建没,墓园道路辅设了柏油路，所有墓碑均为从中国购买的大理石制作,每具遗骸石碑上，都用中、韩文注明挖掘地址、日期,迁入日期和编号。

　　多年来,中国民间一直在努力促进志愿军遗骸回国，但始终未能启动。直到2013年6月，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政府正式提出，愿送还安葬在韩国坡州的中国军人遗骸，才开启了两国的合作，筑成了志愿军遗骸的归家路。

　　我国军方和有关部门曾先期到韩了解、查看遗骸回归的具体事宜,韩方以详实的影像资料和包括每具遗骸DNA检测的所有数据记录，向我方作了细致介绍、说明。

　　遗骸包裹入棺的大厅整洁、肃穆,韩方在黄色绸缎的棺底层，垫上高级抽脂棉，覆以白布，再以韩纸包裹遗骸，体现了对阵亡生命的尊重。

　　事后,我方在场人员感叹“我们对自己亲人的遗骨也达不到这种隆重程度。”起运当天，韩方派出4百多名礼仪卫兵，每人从整理架上抱下一具棺木，坐上大客车，一直抱到仁川机场。

　　当年的战争让生灵涂炭，家园尽毁，今山河重建，却将包括敌方在内的所有阵亡者一视同仁，送回故土。

　　同意建衣冠冢的为数很少,具体实施的情况也大不相同。地处湘鄂赣老革命根据地的湖北通城县，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，从大革命时期至今有几千名烈士，通城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县里至今没有烈士陵园。

　　但县里仍为查到姓名的，包括448团无遗骨烈士在内的947位各时期烈士，刻制了石碑并运到各村、镇统一安放。

　　民政干部不同意,说“你把你哥的遗骨找来，我们马上就建墓立碑”。最近,烈士家人告知，不知何因，县里已同意建墓了。

　　的家乡在山东莘县，解放前是黄泛区、穷地方，也是冀鲁豫腹地的革命老区。张恒朝1976年底参军时，奶奶的眼睛已经瞎了，父亲刚去世不久，母亲说啥也不想让恒朝走。张恒朝劝母亲：家里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光靠那点工分不够吃。我到了部队好好干，以后复员回来好找工作，就可以帮家里了。”

　　张恒朝参军一走两年多，失去了顶梁柱的家里日子过得更难。到1978年收秋后，总算有了盼头，恒朝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退伍回家结婚了。

　　1979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，家里收到恒朝的来信，说是要去执行一次重要任务，婚期只能推迟。其实，恒朝所说的任务是抽调了一批士兵骨干加强到，准备赴南疆执行作战任务。

　　恒朝牺牲后，听到部队带来的消息，恒朝娘当时就昏倒，也进了医院。娘在医院躺了40多天。娘还在病床上，姥爷就去世了。

　　发了《烈士证》后，民政所给母亲的抚恤金每个月有6块钱。很多年后，妹妹看到文件说是应发10元，不知道那4块钱哪去了？妹妹到民政局想看看这些年发钱的底账，局里干部说，时间太早了，没有了。还特别说了一句：

　　每天子夜的时候，恒朝娘就把哥哥在家时穿过的旧衣服挂在院子里，然后沿着村外的小路喊着“恒朝！娘在这哩……恒朝！娘在这哩……娘说，这是给儿子领路呢。不喊，他找不着家。

　　中国军人自古崇尚血洒疆场、马革裹尸，但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金戈铁马的豪气，却大多化为大漠孤烟、黄沙白骨的苍凉。

　　曾几何时,人类扩疆掠土的厮杀变成民族、宗教、理想、价值观、国家利益等等因素更为复杂的战争，近百年来的世界,更突显了战争早已成为政治博弈的极端手段。

　　在近1450公里长的中越边界中方一侧,沿巍巍青山，如铜墙铁壁上的钢钉，镶嵌着二十多座对越作战牺牲烈士的陵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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